水管漏水

　　為了生命 為了真相 我們在努力
　　——新華社“馬航370航班事件”報道紀實
　　新華社記者趙博超已經記不清自己3月份參加了多少次馬來西亞代理交通部長希沙姆丁的新聞發佈會。一個4個月前才初次駐外的年輕記者，在過去一個月里見到駐在國總理的頻率“高得有點不正常”。
　　“3月8日早晨的那場新聞發佈會我至今難忘，”趙博超說。那天上午，他發出本應早晨抵達北京的馬航370航班“失聯”消息後，立即趕往位於吉隆坡國際機場附近的薩馬薩馬酒店，參加馬方為此次事件舉行的第一場新聞發佈會。
　　當時，他還不知道，馬來西亞方面當天將在這裡舉行4場新聞發佈會。在這之後，類似的新聞發佈會平均每天一場。這些發佈會，他一場沒落下。
　　他更不知道，遠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宣武門新華社總社，聞訊從兩會報道現場趕來的新華社副總編輯彭樹傑，已經在國際部發稿中心主持召開了馬航370航班事件報道的第一次緊急會議。這樣的會議，在事件高密度報道期間變成了每天一次。
　　報道重大突發事件，通訊社的記者編輯並不陌生。但由於這架下落不明的航班上有154名同胞，前方採訪的記者、後方編稿的編輯更多了一份關心，添了一份焦急。分析預判事件進展、調動國內外採編力量、調查飛機行蹤、報道搜尋情況、追問事件真相……新華社啟動了應急報道機制。
　　【報道，困惑中的無奈】
　　在年輕記者趙博超奮力進行自己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突發事件報道之時，新華社軍分社記者白瑞雪正在北京整裝待發。3月9日早晨，她趕到三亞，追上了高速南下的中國海軍井岡山艦。
　　在白瑞雪追上井岡山艦的同一天，也就是客機失聯的第二天，常駐香港的新華社亞太總分社視頻記者幸培瑜和攝影記者呂小煒登上了越南富國島。之所以來到富國島，是因為這裡是離馬方權威消息宣稱的客機失聯地點最近的陸地，是因為這裡是越南援救行動指揮所的所在地。
　　隨後，世界各大媒體的記者蜂擁而來，最多時有上千人。當時，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搜索將從越南開始，也將在這裡結束。
　　但事態的發展卻讓人困惑、讓人無奈：
　　——新華社駐守河內、胡志明市的記者四處採訪國防部等關鍵部門，在富國島的記者則想方設法登上越方的搜尋飛機，不放過一絲線索；
　　——馬來西亞國防部、交通部、民航總局面對記者的追問，不斷傳出各種相互矛盾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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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第一批登上富國島的記者之一，幸培瑜說，他趕在上千其他記者之前到了富國島，最後卻發現自己在離事實最遠的地方忙了快十天，挺不甘心的。
　　不甘、甚至憤怒，或許不是他一個人獨有。失聯消息傳出，作為客機所有方的馬航與馬來西亞方面自然而然擁有搜救與調查的主導權。而新華社在起始階段，一直在持續不斷地對馬來西亞的官方發佈消息進行報道。
　　沒想到，這種常規性做法卻讓我們的報道陷入被動。無論是軍方雷達顯示客機有折返跡象，還是客機失聯後到底飛了多長時間，馬來西亞方面不是否認，就是表示無法判斷真偽，有時甚至給出自相矛盾的說法。
　　對信息的饑渴，在網絡上催生出“謠言－否認－謠言”的循環。僅8日當天，就出現了客機降落南寧等數條傳播較廣的謠言。此後，“飛機已在秘密地點著陸”、“兩人冒用護照登機”、“雷達顯示飛機折返”、“機師邀女子入艙”，各種或真或假的消息滿天飛。
　　在一篇記者手記中，新華社駐河內記者楊威寫道：“作為一名記者，追求更多的信息是本能，但能從眾多信息中分辨出什麼是真實有用才是本質……我只想守護一份真相，也想守護每一個等待的人的心靈。”
　　雖然始終被圈在真相的外圍，但幸培瑜並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是無用功。
　　“對越南搜尋工作的報道是有價值的，”幸培瑜說，正是這樣的報道，讓全世界看到了越南作為一個失聯事件相關國家做出了哪些努力，這對其他國家形成了壓力，也為各方通過不同渠道發佈信息倒逼相關方採取行動起到了作用。
　　【追問，力促信息公開】
　　在有關方面遮遮掩掩之時，《華爾街日報》率先在3月12日援引匿名美國調查人員的話說，基於飛機的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特倫特引擎自動下載併發送給地面的數據，客機在失聯後還飛行了大約4小時，拉開了媒體倒逼真相的序幕。
　　次日，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源報道，客機從雷達上消失後，不止一顆通訊衛星收到來自客機的微弱電子脈衝信號，說明飛機在失聯後還有通信能力。14日，又是路透社援引不具名消息源報道，失聯飛機疑似蓄意偏離航道，飛往安達曼群島。
　　在這前後，CNN、BBC、《紐約時報》等美英媒體都爆出不少獨家消息。與不斷“爆料”的西方媒體相對，是中國網民對自己媒體在挖掘真相上“缺位”的失望。“中國媒體有三寶：轉發、滴蠟和祈禱”成為網絡調侃的代表。《中國媒體在馬航客機新聞戰中為何失敗》、《中國媒體輸在哪》……一篇篇來自專業人士的分析反思文章在網上流傳。
　　這是為什麼？！
　　我們承認，中國媒體與西方媒體在國際新聞事件的報道競爭中有著不小的差距，國際傳播格局並未根本改變，依然是“西媒獨大”。
　　但答案並非如此簡單。
　　“數據主要來源不在中國，”居住在美國華盛頓的媒體人範海濤如此解讀馬航事件報道。的確，媒體的競爭態勢只是表象，它實際上是科技、工業、軍事力量的對比，是國力的較量。
　　失聯客機由美國波音公司製造、發動機生產商是英國羅羅公司、發送電子脈衝信號的飛機通信尋址與報告系統由美國霍尼韋爾國際公司提供、接受信號的國際海事衛星組織總部位於倫敦……
　　對那些出於種種考慮，願意“匿名”透露信息的英美機構來說，選擇人地兩熟的西方媒體是自然而然之事。相比之下，中國媒體的境遇就差了很多。
　　客機失聯後還飛行了至少4小時的消息剛剛傳出，新華社駐倫敦分社科技記者劉石磊就打通了羅羅公司電話，向該公司求證，但遭對方拒絕。不甘心的劉石磊直接趕到羅羅公司總部。
　　“我連出入證都辦好了，但一個電話下來，他們又不讓我進了，”劉石磊說。直到第二天，羅羅公司才給他發來郵件說，公司方面“一切數據都已提供給馬方”。
　　與劉石磊一樣，新華社駐華盛頓科技記者林小春也在採訪中遭遇各種碰壁，從美國聯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得到的答案，永遠只有“無可奉告”。一名曾參與空難事故調查的匿名採訪對象告訴林小春，這次失聯事件調查的爆料方式“極為反常”，在以往的空難調查中，有初步結論前，調查人員掌握的信息“連自己的太太都不會講”，但這次，卻總有人給特定的媒體爆料。
　　被人拒絕，不能成為理由。在不斷堅持下，為馬航客機“終結”南印度洋提供關鍵證據的國際海事衛星組織最終由副總裁克裡斯·麥克勞克林出面，接受了劉石磊的兩次採訪。
　　“這次客機失聯，到現在可以確定的都是一些技術上的事實，例如黑匣子如何發出信號，多普勒效應是怎麼回事，”劉石磊說，比起信息的反覆，技術事實反而更貼近真相，這也是為什麼報道的突破口最終出現在專業領域里掌握的技術細節。
　　搜尋工作遲遲沒有進展，信息披露又似擠牙膏般不暢，乘客家屬的焦慮、眾多心系此事網民的不滿，推動著人們情緒的變化。在前方記者積極追蹤採訪的同時，總社編輯部也在調整報道方向。3月14日，新華社發出英文評論《馬航客機消失疑點重重》，對在越南海域搜尋為何徒勞無功提出質疑，並要求美國、英國等關鍵信息提供方提供與其真實能力相匹配的協助。類似的評論得到眾多國際知名媒體轉載，有力傳達了中國立場，並對有關方面形成一定的輿論壓力。
　　【搜尋，渴求事實真相】
　　在持續不斷的壓力下，馬來西亞政府於3月15日承認，失聯客機通訊系統系人為關閉，航線遭人為改變，南北兩條通道之說浮出水面，所有搜尋工作重組。3月24日，馬總理納吉布宣佈航班“終結”於南印度洋。
　　在井岡山艦上的白瑞雪，不斷在地圖上更新自己的位置。從泰國灣、馬六甲海峽、安達曼海、蘇門答臘島海域，直至南印度洋，這位隨軍記者跟隨井岡山艦的航程已超過1.3萬公里，而什麼時候能有發現，仍是未知，何時返回，也是未定。
　　通過郵件，白瑞雪談起此次採訪的感受：“軍艦從北往南風浪漸大，上甲板發稿得用根繩子把自己拴著。公海沒有手機信號，海事衛星電話也受環境影響大，一個稿子往往折騰一個小時才能發出。船行到赤道附近時，因露天傳稿中暑。跟隨艦上直升機採訪一趟三小時，下機後耳鳴至少還要持續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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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記者而言，採訪的艱辛不算什麼。採訪到獨家消息，掌握消息的發佈權，才是職業的自豪感所在。3月20日，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出乎意料地宣佈發現兩個可疑漂浮物，整個事件的報道重心迅速轉到了澳大利亞和南印度洋。
　　重任在肩，新華社堪培拉分社記者徐海靜卻非常鬱悶。她的問題是，澳有關部門一概把來自記者的各種詢問推到海事安全局，而海事安全局卻很少召開新聞發佈會，平時只發佈一些時效極差的聲明，至於電話，原本有人接，打的人多了就改成了錄音，郵件很少有人回。
　　3月23日，聽說副總理特拉斯要視察海事安全局後，徐海靜決定直接去“堵”他。在海事安全局，看到特拉斯意圖避開記者乘車離開時，她衝到地下停車場，攔住已經拉開車門的特拉斯，完成採訪。此後的3月25日，在阿博特發表演講前，徐海靜更是等在酒店入口處，“逼”他對前一天馬方關於飛機“終結”的結論表態。
　　在堪培拉的報道取得一定突破的同時，隨著更多中國艦船、飛機加入搜尋，新華社等中國新聞機構開始掌握部分信息的發佈主動權。3月22日，當新華社發出“中國衛星在印度洋發現新的疑似漂浮物”消息時，在珀斯的新華社記者立即成了外媒記者圍堵的對象。
　　新華社駐外分社布點多的優勢，此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隨井岡山艦一路南下的白瑞雪、“雪龍”號上的隨船記者張建松、趕往澳大利亞搜尋大本營珀斯的悉尼分社記者張小軍、墨爾本分社記者徐儼儼、日夜追問美國軍方的駐華盛頓記者孫浩……
　　“在關鍵的時刻，到關鍵的地點，找關鍵的人物，挖關鍵的信息，”第一個趕到珀斯的徐儼儼如此評價在珀斯的報道。
　　在新華社記者得以挖到更多首發新聞的同時，新華社國際部改變了多年來記者寫稿，後方簽稿的作業模式，前方記者得到一手消息後立刻通過電話或微信告知24小時值班的編輯部，國際部發稿人直接聽口述簽發快訊。中國軍機在任務區發現疑似碎片目標的消息即是記者黃書波通過銥星電話與後方聯繫搶發的快訊，並迅速被全球各大通訊社和CNN等電視臺轉引。
　　當然，時效並非新聞的全部。對同胞命運的關註、對事實真相的追尋，促使著我們儘力提供著更多、更具實質性內容的信息。每個日夜，新華社十幾條發稿線路、各個新媒體平臺，都在播發記者從中國軍機、艦船、大使館、新聞會、飛行專家、航空組織採訪到的稿件，告訴受眾搜尋的進展，事件迷霧的分析，以及中國的種種努力。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這是一個對乘客家屬充滿痛苦折磨和煎熬的過程。
　　這是一個受眾不斷渴求信息和真相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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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名中國人的事情，已經變成了全部中國人的事情。在這個撲朔迷離的事件中，我儘力去採訪，採到的任何一丁點信息，傳達到家屬那裡，傳達到國人耳邊，或許會是一點點的慰藉。”
　　徐海靜在《記者手記：因為我們在乎》的這句話，或許道出了全體新華人的心聲。
　　(執筆記者：王豐豐；參與記者：明金維、王強、陳勇)
（編輯：SN098）